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樣一種史詩般的凱歌行進式的科學發(fā)展歷程，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將人類從自然中解放出來的“脫魅”的過程，只是為我們減少災害的發(fā)生、切斷由災而荒的鏈條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的條件，如何將這種條件轉化成直接的抗災救災能力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還必須正視的是，此種輝煌的科學發(fā)展道路以及由此推動的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其自身也孕育著另一種逆向變動的潛能與效應，以致在自然災害之上疊加以環(huán)境破壞的危機，并使自然災害更多地摻雜進人為的因素；我們還必須警惕一種“唯科學論”或“唯科學主義”，這種取向把自然科學抬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因而忽視了人在環(huán)境變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鄧拓就對當時已經(jīng)萌生的“唯科學論”傾向提出疑問，指出“純粹拿自然條件來解釋災荒發(fā)生的原因，實在是很膚淺的”。在他看來，“我國歷史上每一次災荒的爆發(fā)，若仔細研究它的根源，幾乎很少不是由于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尤其是封建剝削的加強所致。假如沒有剝削制度的存在，或者剝削的程度較輕，農民生產能夠保持小康狀態(tài)，有余力去從事防止天然災害的設備，那么，‘天’必難于‘降災’，兇荒也可能避免。尤其像水旱等災，更可能減少，甚至可以完全消弭?？v或偶然爆發(fā)，也不會形成奇災大禍”(《鄧拓文集》第二卷，第64～65頁)。拋開其中過于樂觀主義的表述，這樣的認識大體上還是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的。此后的中國歷史也給這樣的思考交出了比較確定的答案，即新民主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在當時的革命時期為抗日邊區(qū)或解放區(qū)戰(zhàn)勝特大災荒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也為革命勝利之后促進生產力發(fā)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乃至形成新的救荒制度或減災體系奠定了基礎。時至今日，如何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包含針對旱災在內的災害應急體系，依然是當代社會建設極其重要而又非常艱巨的任務之一。(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歷史時期的中國旱災頻發(fā)，而且旱災波及的范圍要遠大于其他災害，是為害最甚的天災。
旱災因其具有的隱蔽性、潛伏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極易使人們心存僥幸，消極等待，而一旦釀成重患，后果很難挽回。
旱災既是自然變異過程和社會變動過程彼此之間共同作用的產物，又是該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和人類社會對自然變異的承受能力的綜合反映。
保護自然環(huán)境，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包括針對旱災在內的災害應急體系，始終是人類面臨的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文/夏明方）
編輯：徐彥
